一轴贯古今 千载文脉长
从北京中轴线看中华文明五大突出特性
当地时间2024年7月27日11时15分，在印度新德里召开的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第46届世界遗产大会通过决议，将“北京中轴线——中国理想都城秩序的杰作”列入《世界遗产名录》。
自永定门至钟鼓楼长达7.8千米的北京中轴线文化遗产，是由古代皇家建筑、城市管理设施、居中历史道路、现代公共建筑和公共空间共同构成的城市历史建筑群，包括钟鼓楼、万宁桥、景山、故宫、端门、天安门、外金水桥、太庙、社稷坛、天安门广场及建筑群（天安门广场、人民英雄纪念碑、毛主席纪念堂、国家博物馆和人民大会堂）、正阳门、南段道路遗存、天坛、先农坛、永定门等15个遗产点，遗产区面积589公顷，缓冲区面积4542公顷。
梁思成曾盛赞：“北京独有的壮美秩序就由这条中轴的建立而产生。”北京中轴线是活态的文化遗产，犹如一面镜子，映照着时空之中的演化嬗变、传承接续。它不仅见证了北京城市的演进历程、中国社会的发展变迁，还承载着中华民族的宇宙观、价值观、理想诉求，是中华文明五大突出特性的典型例证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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突出的连续性
源远流长的北京中轴线
▲北京中轴线鸟瞰。资料图片
中华民族生生不息、绵延不断，认为“天地之大德曰生”。中华文明源远流长，是世界上唯一没有中断的文明，具有突出的连续性，这也是中华文明区别于其他文明的根本特性。这一特性的形成，既依靠大量书面文献资料和众多器物、遗迹、遗址的传承，也依靠口耳相传和生活日用的延续。
北京中轴线虽然肇始于元代，但作为我国古老都城规划设计思想在北京实践的“无比杰作”，有着悠久的历史渊源和文化传承。自东周时期《周礼·考工记》确立“宫城居中”“以中为尊”的规划理念后，我国历代都城建设便以此为基准，形成以中轴线为核心的城市规划布局。从隋唐长安到北宋汴梁、金中都、元大都、明清北京，都继承和发展了这一理念，直到今天仍在持续发展。这一理念和方法不仅贯穿了我国几千年的城市发展史，还成为连接历代古城的文化纽带，使得每座历史城市之间能够跨越时空进行对话，共同构成我国古都历史文化的整体。
北京中轴线还承载着“择中立国”的原则。“择中立国”的原则早在西周初年就由周公旦予以实践。史载周成王打算将都城迁到洛邑，派人通过测日影的方法找寻“地中”所在。《尚书·尧典》记载，帝尧命羲仲、羲叔、和仲、和叔分赴东方旸谷、南方南交、西方昧谷与北方幽都观星、测日影，可见周公测日影、定土中的做法并非全新的发明，而是对前代的继承。周公之后，“择中立国”的原则不断得到认同和发展，荀子提出：“王者必居天下之中，礼也。”后世王朝虽然各有其都，但都将都城宣称为天下之中并努力将其营造为天下之中。
元、明、清定都北京，同样强调北京天下之中的地位，并以此作为建都的合理依据。不仅都城选址时要考虑位于天下之中，规划建设上也要将其营建为天下之中。比如长长的中轴线自北而南，从宫城、皇城和内城穿过，形成大大的“中”字，也正是天下之中的典型象征。
北京中轴线上的建筑同样见证了中华文明的源远流长、绵延不断。以天坛为例，祭天是中国古代重要的礼仪活动，所谓“礼莫重于祭，祭莫大于天”。考古发现证明，早在5000多年前的牛河梁红山文化中，已经出现祭天的坛式建筑。坛面接近正圆形，由三层以立石为界的阶台和坛上积石组成，形成由外、中、内三周同心状石界桩圈框定的三层台阶，从外向内逐渐高起，与今天北京中轴线上明、清两朝皇帝冬至祭天的国家礼仪场所——圜丘如出一辙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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突出的创新性
与时偕行的北京中轴线
▲ 游客在天安门广场游玩。新华社记者 任超摄
中华文明具有突出的创新性，是历久弥新、持续发展的文明。从“周虽旧邦，其命维新”“苟日新，日日新，又日新”，到“富有之谓大业，日新之谓盛德”等，都强调“新”的意义和价值。北京中轴线以其自身的变化发展，成为中华文明与时偕行、历久弥新的典型例证。
我国都城中轴线自产生之后，就处于不断变化之中。有学者提出，城市中轴线经历了由两段式向三段式空间布局的变化，其中北宋汴梁为城市中轴线三段式空间布局开辟了道路，影响了金中都中轴线的布局，为元大都中轴线三段式空间布局的形成打下基础。
具体言之，元大都的中轴线，可以说比其之前任何一个朝代都更接近《周礼·考工记》中“左祖右社，前朝后市”的理想都城模式，形成了一条穿过大都、皇城和大内的中轴线。与前代不同的是，元大都第一次将钟鼓楼置于都城中轴线的北边。鼓楼原名齐政楼，是用于计时、报时的“更鼓谯楼”，表达《尚书·舜典》所说“在璇玑玉衡，以齐七政”的含义，它与钟鼓一起，共同宣示着一个国家的作息时间和井然秩序。
明代北京中轴线与元大都中轴线重合，但在建设和布局上也有创新之处。首先，许多沿中轴线对称分布的建筑使用左右、东西、文武等对称性很强的语词来命名。比如东直门和西直门，左安门和右安门，文楼和武楼等。其二，在“左祖右社”和中央衙署的安排上，明代将太庙和社稷坛置于皇城内、宫城前，紧靠中轴线。明代还在皇城外修建广场和千步廊，并按照文东武西的原则安排中央官署机构，进一步增强“左右对称、中轴突出”的特点。其三，明嘉靖年间修筑外城，将外城城门永定门安排在内城中轴线向南的延长线上，此前业已存在的天坛与山川坛（后改称先农坛）则分布于东西两侧，不仅使中轴线得到延长，而且使“左右对称、中轴突出”的格局进一步彰显。
清代在北京中轴线建设上也有诸多贡献，尤其值得一提的是围绕景山所做的建设。如在山前原明代山殿的基址上兴建绮望楼，创造性地将至圣先师孔子置于中轴线上。这些举措在更加突出中轴线地位的同时，也丰富了中轴线的文化内涵。
新中国成立后，改建天安门广场，树立高大的人民英雄纪念碑，建设人民大会堂、毛主席纪念堂。而之后在北京中轴线南北延长线上建设鸟巢、水立方、中国共产党历史展览馆、国家会议中心、大兴机场等大型建筑，体现了北京中轴线仍在不断创新发展。
历史地理学家侯仁之曾经用“三个里程碑”概括北京城市建设具有标志性意义的变化：一是明朝皇城、紫禁城的修建，二是天安门广场的改造和东西长安街的贯通，三是中轴北延长线的建设。“三个里程碑”都发生在北京中轴线上，是北京中轴线创新性的集中体现。
北京中轴线是我国都城中轴线的有机组成部分，它既吸收前代都城规划设计理念和实践成果，延续古老的以中轴线为都城规划设计基准线的历史传统，又根据北京的自然地理环境和人文社会环境的变化而增加新的内容，赋予新的内涵，从而直到今天仍然具有强大的生命力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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突出的统一性
多元一体的北京中轴线
▲ 游客行走在雪后的正阳门箭楼前（2023年12月14日摄）。新华社记者 鞠焕宗 摄
中华文明具有突出的统一性，是融多元文化于一体、被普遍认同的文明。
早在距今5000年前后，中华大地各区域的史前文化就在各自发展的同时，与周邻地区发生密切的联系。公元前221年，秦始皇建立中央集权制国家并实施一系列政策，形成前所未有的大一统局面。到汉代，边疆地区与中原地区的联系日益密切，统一多民族国家不断得以巩固和发展。魏晋南北朝时期，民族冲突与民族融合构成当时民族关系的一体两面，各族人民在经济生活、文化语言、风俗习惯等方面互相学习、相互影响。隋唐时期，民族融合进一步加深，统一多民族国家的发展达到新的水平。可以说，在中华文明发展进程中，“尚一统、求大同”的理念诉求和政治实践，持续强化中华民族的凝聚力和认同感，铸就了中华文明突出的统一性。
北京自西周初年成为诸侯国都城以来，曾多次作为各个朝代的政治中心：辽南京，金中都，元大都，明、清大一统王朝的都城。多个民族在这里建立政权，一方面带来了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，但另一方面，这些民族又都崇尚中华礼乐文明，进一步促进统一多民族国家的巩固。
都城是国家的政治中心，中轴线又是都城的中心，是中华文明的集中体现。北京中轴线作为都城中轴线规划设计理念在北京实践的产物，其形成发展和代代延续就是统一性的表征。金中都的创建者海陵王完颜亮拟迁都燕京，便派遣画工专程将北宋开封的宫室制度描绘下来学习，由此形成北京的第一条都城中轴线。元大都规划建设主要遵循儒家经典《周礼》中关于中国古代都城规划理想模式的描绘，显示了元朝统治者对中华文化的理解、尊重、认同和践行。清朝统治者在诸多方面都学习和继承明代制度，其中包括继承明北京城并延续北京中轴线的格局。可以说，北京中轴线作为中华文明的载体和象征，为各民族普遍认同。
发生在北京中轴线上的一些历史事件，也见证着中华文明的统一性。比如，共享同一种时间制度，既是维护中华文明统一性的重要手段，也是中华文明统一性的重要表现。元、明、清三朝都曾在北京中轴线上颁布历书。通过颁布历书，中央政府实现对举国事务的有序安排，使上下政令统一，军政事务、社会生活都能够按照时间规则运转，井然有序，形成一个整体。在历书的影响下，全国各族人民还共享许多节日，通过年复一年在同一个时间共同举行约定俗成的节日活动，增强对中华民族和中华文明的认同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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突出的包容性
丰富多彩的北京中轴线
▲ 四名瑞士游客在北京天坛公园祈年殿前合影。新华社记者 鞠焕宗摄
中华文明具有突出的包容性，是不断丰富、多姿多彩的文明。“有忍，其乃有济；有容，德乃大”“太山不让土壤，故能成其大；河海不择细流，故能就其深”“以大度兼容，则万物兼济”，这些古语都阐释着包容的意义和价值。
北京中轴线在统一性中体现着中华文明的包容性。毋庸置疑，北京中轴线的形成是儒家思想的产物，体现着儒家崇尚的礼乐文明，比如天坛供奉昊天上帝，以及与天有关的日、月、星辰和云、雨、风、雷诸神；先农坛供奉先农，五岳、五镇、四海、四渎以及天下名山大川、京畿名山大川之祇等；太庙供奉皇帝的祖先及宗室和有功的大臣，社稷坛供奉社稷之神……这些都是儒家礼制的正祀。
北京中轴线上还有丰富的佛教文化，如紫禁城慈宁宫就是皇宫中供奉佛像的重要场所，而其旁北边的雨花阁，“阁三层，覆以金瓦，俱供奉西天梵像”。乾隆年间在景山峰顶各建一座佛亭（自东向西依次为周赏亭、观妙亭、万春亭、辑芳亭和富览亭），每座亭内供奉一尊佛像，统称“五方佛”，也是佛教文化的典型代表。
明清时期，中轴线上修建了不少道教建筑，其中著名的有紫禁城内的钦安殿、天穹宝殿和位于紫禁城西北方的大高玄殿，它们均是皇家道教活动的场所。此外，位于什刹海一带、中轴线西侧的火神庙供奉火德真君，也是道教场所。北京中轴线上还有萨满教文化，紫禁城内的坤宁宫即是清朝祭拜萨满教诸神的场所。
北京中轴线上多种宗教文化的和谐共处，正是其包容性的鲜明表现，也反映了中华文明突出的包容性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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突出的和平性
以和为贵的北京中轴线
▲ 蓝天白云下的北京故宫。新华社记者 陈晔华摄
中华文明具有突出的和平性，是追求“天地位，万物育”、井然有序、共生共荣的文明。早在《尚书》中，就有对“和”的深刻思考。西周末年，史伯又提出“和实生物，同则不继”，认为“和”是多种不同事物的平衡协调，可以使万物得到生长。《礼记·中庸》更将“和”视为“天下之达道”。经过长期的发展积淀，“和”的内涵越来越深刻，越来越丰富，由一个日常词语逐步升华为一个哲学概念、美学概念、伦理道德概念，日益成为中华文化的核心范畴和主导精神。
中华文明突出的和平性十分鲜明地体现在北京中轴线上。紫禁城作为宫城，在北京中轴线上处于核心位置，其中前三殿和后三宫作为封建国家最高统治者处理政事、举行盛典和日常生活起居的前朝与后廷，又是核心中的核心。前三殿是指太和殿、中和殿、保和殿三大殿及其相关区域。三大殿均位于中轴线上，均以“和”字命名，清晰地反映了统治者对“和”的追求。此外，三大殿区域还有协和门、熙和门，也以“和”字命名。而后三宫是乾清宫、交泰殿、坤宁宫三宫及其相关区域的总称，三宫的名称都源于《周易》，亦与“和”密切相关。
“乐者，天地之和也，礼者，天地之序也。和故百物皆化，序故群物皆别。”北京中轴线两侧分布着天坛、先农坛、社稷坛、太庙等国家礼仪建筑，承载着中华民族的礼乐文明。古代举行祭祀天地、先农、社稷、祖先等国家礼仪时，多要奏中和韶乐。中和韶乐包括多个乐章，而且在不同历史时期有所差别，但多以“和”“平”命名。如明朝嘉靖十年的《祈谷乐章》包括中和之曲、肃和之曲、咸和之曲、寿和之曲、景和之曲、永和之曲、凝和之曲、清和之曲与太和之曲；清乾隆十一年的《圜丘九章》包括始平、景平、 咸平、寿平、嘉平、永平、熙平、清平、太平等。
中华文明的五大突出特性，既是在长期发展过程中客观形成的，也是中华民族自觉追求的结果。北京中轴线作为都城中轴线规划思想在北京实践的产物，能够为理解中华文明五大突出特性之间的关系提供说明。中华文明五大突出特性并非孤立存在，而是彼此密切关联，比如中华文明的连续性在很大程度上可以归因为其他四个特性，正是创新性、包容性的不断赋能，统一性、和平性的提供保障，才使中华文明源远流长、生生不息。
讲好北京中轴线的故事，对于传播中华文明具有积极意义。当然，北京作为世界著名古都和历史文化名城，不仅仅是中轴线，其他数量众多且底蕴浓厚的文化遗产，也都可以放在中华文明的视野中加以理解。保护好、传承好、阐释好、利用好北京的文化遗产，不仅仅是北京推进全国文化中心建设的题中应有之义，对于中华文明的可持续发展也具有重要价值。
（作者系北京联合大学北京学研究所研究员）
监制 |肖静芳
统筹 |安宁宁
编辑制作 |石建杭
来源 |中国民族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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